特朗普政府近期发动的关税战，如同一面三棱镜，将美国政治体制的裂痕、经济逻辑的悖反与社会的集体焦虑折射得淋漓尽致。这场以“扭转逆差”“制造业回流”为名的贸易战争，非但未能实现其宏大叙事，反而在权力失衡、政策混乱与民生代价的交织中，暴露出一个超级大国的系统性失控。
失能的权力制衡
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本应使立法和司法机构成为制约总统行政权的有力因素，但是近年来行政权不断扩张，立法权和司法权愈发式微，这一趋势在此次关税战中进一步凸显。
征收关税本是美国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但是特朗普宣布对全球征收“对等关税”时援引的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赋予了他应对国家紧急状态时拥有广泛权力，特朗普也成为第一位利用该法征收关税的美国总统。针对此次关税战，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格拉斯利和民主党参议员坎特韦尔共同提出了一项两党法案，希望国会限制总统单方面征收关税的权力。然而在政治极化的现实下，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白宫预算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如果法案被呈交给特朗普，他将会动用否决权。
最高法院的制约机制同样失效。这与国会主动让渡权力密切相关，当立法者自身放弃宪法职责时，司法机构将难以独自填补制衡真空。特朗普在任期间曾提名三名保守派大法官，让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法官的比例变为6比3，扩大了保守派优势，也让司法政治化趋势不断强化。保守派法官倾向于维护行政权在外交与国家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普遍不愿过度干预总统的贸易决策，尤其是涉及“国家紧急状态”的案件。
失落的企业和民众
过去十几天里，美国的关税政策不断发生反转：强硬推出“对等关税”后不久宣布对不采取报复行动的国家实施90天的关税暂缓；对部分电子产品豁免所谓“对等关税”后不久，特朗普发文称美政府并未宣布任何关税“豁免”，相关产品只是被转移到另一个关税类别。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则表示，对部分电子产品的关税豁免只是“暂时性的”。
政策摇摆、权力任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最终付出代价的是美国企业和民众。关税战期望实现的“制造业回流”目标实质上是一场特朗普追逐多年的“镜花水月”，工厂的建成、工人的养成，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美国制造业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关税导致进口成本飙升，部分零部件价格翻倍，直接挤压企业利润空间。政策不确定性动摇了企业对美国体制和市场规则的信心，加速全球供应链“去美国化”的趋势。若无法及时调整政策、重建国际合作，这场自戕式的关税战恐将把美国企业推向更深的困境。
对于大多数美国民众而言，关税的成本将转嫁到他们的衣食住行之上。耶鲁大学的预算实验室预测，服装在短期内的价格可能飙升超过60%；基础药品价格将上涨约12%，而食物价格则预计上升2.6%。而美国安德森经济集团估算，关税将使最便宜的美国汽车价格上涨2500美元至5000美元，一些进口汽车价格可能上涨超过2万美元。物价上涨的同时是消费情绪的持续低落，根据11日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最新消费者情绪指数显示，该指数连续第四个月下降，较3月份暴跌11%。
恶性循环正在形成。在关税政策的影响下，企业会推迟资本支出，消费者则会推迟大额采购，而贷款人会因风险升高而收紧信贷。这些影响相互促进，形成循环，加剧经济停滞。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直言，不可预测性带来的任何短期杠杆作用（短期内获得某些战术优势，如谈判筹码、市场波动中的投机收益等），都可能被一国经济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长期代价所抵消，最终会损害该国的经济根基。
特朗普的关税战如同一场没有赢家的经济豪赌，赌注是美国体制的合法性、全球领导力的信誉与普通人的生计。当三权分立的制衡沦为纸面游戏，当企业与民众在政策的反复颠簸中耗尽信任，这场危机将远非是一场贸易争端所能概括的。
（作者系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NGO与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